科举考试是如何被戴上枷锁的？

Original 2016-06-07 扶楠九州出版社读书会

愿每次阅读都是一次探险，充满惊喜和刺激。

（宋人所绘的科举考试图）

生于隋，长于唐，“发育”于宋，盛于明，衰于清，科举一路走来，正如人的一生，经历着各个阶段。不幸的是，就像面对一位老者，今人对科举的印象更多停留在他的耄耋之年，耳闻的都是它老年的故步自封、冥顽不灵；甚至在他身上还戴着难看的枷锁。至于他青春年少时期曾有着怎样的活泼天真与灵巧动人，实在很难想象。

对科举的误会

在现代人的眼中，科举相当于古代的高考。拜那些不知为何盛行于今天的观念所赐，科举的名声总是不太美妙，以至于在课堂上讲到“隋朝发明了科举制度”的时候，并不能引起学生们像对秦朝统一文字、度量衡一样由衷的惊叹和崇敬。

相反，大家的反应差不多就是一个字：哦。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个反应太正常了，一方面是科举的意义显然不像统一文字那么直观伟大；另一方面，联系到大多数人都处在“被高考折磨”的过去式和现在进行时当中，对其古代的“前身”自然也就没什么好感了。

对此我想说：科举被“冤枉”了，它才不是什么“高考的前身”。如果硬要打个比方，比高考更加惨烈的公务员考试才差不多算是它的传承者，高考只是个后生辈的山寨小弟。没错，科举制度从一诞生起，就是为了选拔人才而设置的，而不是要故意为难学生——当然，高考也不是，何况现今也早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了。

从形式上，我们熟知的科举可能更类似于现在的作文比赛或作文考试。别看形式简单，要想得高分却很难。就好像，把现有高考的形式替换成作文竞赛，大家摩拳擦掌地准备大显身手，拿到作文题目，刷刷刷，不假思索开始动笔。结果最后得知自己审错题目，那文章就白做了，就算写得再漂亮也于事无补。

就算审题这关通过，后面还有更多关在等候。比如，若是文章立意有违正确的价值观，那多半也要被pass；如果恰好关于这个题目的内容是考生不擅长的，那么凭一篇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、凑字数的东西，恐怕很难有一个好成绩……总之，这样的考试随机性太大了。

所以，我们流行观点中认为古人死读书（四书五经）、写死书（八股文）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但其实要想考好这种“作文竞赛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看着现在的高考作文慢慢变成“新八股”，就知道今天的我们并不比几百年前的古人强多少。何况，能把有限的资源放到无限的题目中做成固定格式的文章，也是一项技术活，不是人人做得来的。

科举的青春期

今天一般对科举的认知，多半来自于明清的印象，是已经衰老了的科举考试，早已不是原汁原味的科举了。这就好比儒家学说传到宋朝，也被加入了一些“新鲜血液”——程朱理学。正是有了这样的作料，儒家学说开始变味，明清科举也是一样。

不过也不必把程朱理学看得过于“邪恶”，在那个时间出现了理学，不是一个纯偶然事件由于我们通常更强调理学“坑爹”的那一面，所以容易忽视它还有一些正面的作用，那就是经过理学的梳理，儒家学说变得更系统化了，成为了一个体系。当然，其负面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这情形和科举颇有类似之处。没成熟的时候活力十足，但不够系统化；等成熟起来了，各种各样的毛病也来了。就在科举走到它兴盛期的时候，同时也开始埋下了衰落的种子。

和唐朝相比，宋朝的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改变，并且还提高录取率，完成了“扩招”。从形式上来说，唐朝几乎年年开考，是开考密度最大的朝代。考试分两级进行（也就是中央及地方的预试和尚书省的省试），科目很多，有进士、明经、秀才、俊士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等，据说达到了五十多种，但人们最常考的就是进士科和明经科。

到了宋朝，逐步定下来三年一考的州试、省试及殿试三级考试，常考科目也删繁就简，其中进士科一枝独秀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后来，导致大家一提科考就以为只有进士科，完全忽略了以前还曾有过那么多科目。

从内容上看，唐朝的明经、进士考试，一开始只要考试策就可以了，主要是经义或时务。其中的时务和后世的“策问”类似，是由考官提出有关经义或政事的问题，考生发表见解，提出对策，可见还是比较偏重实用的。这种情况到后来就有变化了，进士科越来越重诗赋，就是说要有一定文学水平才能应付。

到了宋朝，在王安石手中，考试内容发生了巨变。在他老人家的主张下，宋神宗大笔一挥便取消了诗赋、帖经和墨义，代之以经义、论、策来取士。不能不说，这种做法还是有道理的，如果说唐朝初年科举考试重时务还有实用价值，到后来慢慢转到重诗赋上来——这的确不像选拔官员，更像选拔文科生。

所以，改革考试内容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，但是要改成具体考什么却不是那么简单。王安石划出了考试范围，有大经、有兼经，此外还有他自己的《三经新义》，这些都是考生的必读书。但考试只有前两场才用到经义，后两场要考论和策，并且殿试只考策。既然经义考试被王安石夹带私货传播自己的新学，那么他提出考论、策的思路则是合理的；但却被很多人反对，比如苏东坡。

我们在看王安石故事的时候，苏轼和司马光一样，总是扮演一个守旧的“反派”。王安石变法的其他方面且不说，在科举这场“官司”中，文学家苏轼的眼光确实不及王安石。之后，《三经新义》不出意外地被取消了。

经过宋朝这么一折腾，科举迅速成长，再也不是之前那副幼稚的模样。一比较就会发现，唐朝对科举就像父母对小孩子一样，比较宽容，给足了机会；到了宋朝，对科举这孩子的要求就提高了。

如果看明清时期的科举，会发现和宋朝科举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更多的是继承而非变革。这就像人们长到青春期开始发育，基本奠定了成年后的模样和特点，这时再去寻找童年时期的影子就有些困难了。

科举的枷锁

到了明朝，科举已经长成一个壮汉，来到了他的鼎盛时期，同时也被戴上了枷锁。此前的考试，是“英雄不问出处”，不管你是学院派出身，还是自学成才，只要能考上就收。

但到了明朝，所有人都要进学院，就是说必须要有“文凭”才能去考试。不过这还不是重点，最重要的是从明朝开始，要考万恶的八股文了，尽管只是乡试、会试的头场中用到，但是如果这基本的考试都通不过，后面的考试也就不用考虑了。

八股文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人们一提起它来如临大敌？其实细看，八股文对于会考试的人来说仿佛不是很难。

首先，它的范围很固定，就是四书五经，题目也是四书五经中的文句，所以考生只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，其他所有知识都不学，也一样能行。

其次，八股文结构有定式，字数也有限制，句法也要求对偶。所以，不用费太多笔墨，按要求用四书五经的意思拼“对联”就是了。

再次，八股文的措词要求是要代圣贤立言，要模仿古人的语气，就是说话要像老先生那样。这也罢了，反正不说些怪话就是了。这种东西，到底有什么难考，怎么大家都在痛骂它呢？

确实，八股文不像诗赋对文才有那么高的要求，不像论策对应对能力有一定要求，也不像帖经那么没技术含量，看似是一种很平易近人，又能担负一定选拔任务的考试文体。可是，一个人觉得不难，觉得能够写得来这种东西，大家都觉得可以写得来，这就难了。

所以，除了少数确实写得好的（我相信任何文体都会有人才把这种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）和完全不靠谱的烂文之外，多数可能写得都差不多。从这么多大同小异的文章中选拔人才，对考官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。

今天的作文阅卷已经不那么关系重大了，除了满分作文，老师们并不介意给很多人打出同样的高分，况且一篇作文本来就不能决定什么；而科举的考官不同，他们是一定要给考生们分出高下的，可有时候真的很难选。这就造成了一些不公现象，并给背后的暗箱操作留足了空间。我们今天一说科举，随之而来的就是“科场舞弊”这种负面印象，多数也是这么来的。

不过，八股文成为众矢之的，显然不在于它好不好考，而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思维定式，无论从范围、形式上，都把一个本来是最低限度的知识、能力要求变成了对当时考生要求的上限，只要学好四书五经、写好八股文就能当官，谁还去学习其他知识？谁还去研究其他学问？除了有追求的人之外，对大部分世俗者而言，能当官就已经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了。

而且八股文还要求用老先生的语气写文章，一群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用这种语气说话，久而久之自己也被熏陶得老气横秋，说话又酸又腐。所以说它造成了科举考试的暮气沉沉，还真不是冤枉。所以八股文就真的像一副枷锁，让科举付出了成长的代价。

如果说唐朝考诗赋，看似有些不实用，但好歹选出了不少名动后世的大诗人，比如王维、白居易（这两位依我看，做官也就那么回事，但是作诗就真的非常好）；宋人看出了诗赋不够实用的一面，想出了考论和策的方略，却也没能真正革除痼疾；到了明朝，简直走向另一个极端了，那就是“既不实用，也无才气”，选拔上来的人似乎很多是碌碌无为之辈，同时还阻塞了更有才气的人进入官场，只能在场幻想一下穷书生空手套白狼走上人生巅峰的痴人之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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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摘自《一千年前的情怀：唐传奇的秘密花园》

作者：扶楠

出版：九州出版社

还原唐人生活的点滴，探寻传奇隐秘的历史花园。这里有张生与崔莺莺另娶别嫁的爱情真相，李世民入冥背后潜伏的刀光剑影，女侠聂隐娘神出鬼没的瑰丽江湖，孙悟空原型的奇诡遭遇，月下老人牵红线的趣味传说，长恨歌吟哦的千古绝唱。听霍小玉临终别离的悲愤诅咒，看虬髯客远遁中原的洒脱背影，惊醒太守南柯一梦，怅然卢生荣华一生……

以文章之奇而传事之奇，本书围绕唐传奇传世名篇，从生活、爱情、文学、历史、侠义、神怪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，追寻那个时代留下的美丽足印，畅想一千年前动人的情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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